站在2014,预测2024,实在是件难事。不过,把握当下、预测未来,有益于观察中国新闻业的生态和新闻生产的变革。因此,不妨来和中山大学教授张志安(传播与设计学院副院长、教授、博士生导师)“胡思乱想”一番。
受众”或者“观众”已经是过时的词
其实,使用“受众”或者“观众”已经是过时的词,因为隐含着被动接受的意味,而实际上,每一个“受众”都可以随时转变成“记者”,进行网络爆料或发布信息。
因此,我们需要重新以“受众—用户—公民”的三重角色来理解跟媒体打交道的人:他们多数时候的确在接受媒体传播的信息,但媒体必须更加尊重其需求和体验,而他们又在逐步建立起公共参与的理性,随时可能通过技术赋权而进行公开传播。那么,未来的受众是怎样的?
首先,从信息获取方式上看,他们会习惯于“实时、个性、定制”。他们通过便携式终端甚至可穿戴设备随时随地获取个性化的内容,这些内容既由他们自己定制,也可能经由数据挖掘智能化地推送。他们会在“信息过载”的环境中寻求个人注意力的最佳分配方案,因此,哪家媒体能更精准地实现内容传输与受众注意力的匹配,谁就更可能依托高质量的内容创造价值。
其次,从接受信息的规律看,他们对信息的接收是有偏向的。我们最近的一项调查发现,从生活方式和生活情境来看,受众对信息的接收是有偏向的:早晨,人们更愿意接受硬新闻以及跟自己出行和生活有关的服务资讯;中午,人们比较愿意去接受行业新闻或跟工作有关的资讯;晚上,人们更重视休闲娱乐,于是软性信息和节目更加受青睐。因此,“早晨——硬新闻/服务,中午——行业新闻/知识,晚上——软新闻/服务”或许会成为未来受众接收信息偏好的周期性特征。
再次,从受众角色的变化看,他们既是“个性化消费者”,也是“互动化生产者”。受众会主动地生产大量的生活信息,这种生活信息不同于大众传媒所传播的公共事务报道,可能比较碎片化、个性化和随意化,但越来越多受众会不再通过专业媒体去获取“新闻”,而是通过自己在线社交圈亲朋好友分享的“类新闻”去了解周围环境的变化。此外,受众也会在目击重大事件后发布一些信息,至于他们会否联合起来、搞个小网站专门做“草根新闻”,这得取决于采访权的突破和报道环境的改善。
最后,从行动主体的角度看,受众在常态中越来越接近“消极受众”,而只在非常态时接近“积极受众”。在日常生活中,受众的信息接触和使用是比较消极的,他们越来越容易被技术控制。过去,他们会有意识地根据自身需求去了解重大的公共信息,去寻找合适的媒体、合适的版面,而将来,他们会更习惯接受软性的生活资讯。如果他们越来越习惯或沉溺于移动化、碎片化的信息阅读,那么,他们“深思”的能力可能会弱化,“快思”或“浅思”的意识可能会强化。
未来的受众会演变成什么样?有一些概括不免令人担忧:1、浅度阅读:较少去深度理解;2、眼动模式:越来越被眼球驱动,而不是被大脑驱动;3、信息过滤:越来越善于过滤可能是重要的但却非自己感兴趣的信息;4、短时记忆:越来越难以记录和了解新闻文本结构背后的意义和深层次的信息;5、任务切换:因为多种媒介同时使用,越来越善于在不同媒介平台和信息类型中转来转去。
转型中的都市报,未来可能有四种形态
主要说说都市报。对市民来说,比较在意的是都市报未来的转型,毕竟这跟他们的日常生活相关。当年,美国芝加哥学派所倡导的“传播服务社区”理念,在都市报的社会功能上体现得相对明显。
从形态来讲,都市报未来可能有四种形态:
1、移动化阅读终端。即在Pad或手机等移动终端上阅读,风格跟现在的报纸差不多,只是换了种存在介质;
2、小型化的新闻网站。美国有一些报纸倒闭以后转型成的小型网站,主要作为公益平台服务社区的建设,可以获得很多来自基金会和大企业家的赞助。但在中国,这种大企业家投资资助公共新闻网站的意识还远远没有形成;
3、视觉化的知识产品。即对某些读者来说,纸质形态的报纸依然是他们生活习惯的一部分,因此,一些追求深度写作、评论和报道的报纸,可能会更加注重视觉体验和创意设计;
4、便携式免费报纸。如果能垄断地铁等发行渠道,那么在路上的时候随意翻翻报纸,会是打发时光的好办法。归根结底,我们关注的不是报纸以哪种形态继续存活,而是本地媒体是否可以继续帮助我们了解公共事务、推动社会治理。
再说说组织形态。越来越多的政府、企业甚至个人开始拥有“机构媒体”和“自媒体”,因此,现在的大规模、劳动密集型、组织化的媒介形态会发生根本改变,很多时政记者会失业,因为政府机构基本上拥有自己的媒体——政务微博,报社将来可以安排编辑自主编写和发布新闻,不再需要记者去重复采访或参加发布会。
未来,我们的媒介组织会从封闭走向透明,从专业化生产走向社会化生产,从中型组织逐步变成小型组织或者小型组织的“联合体”。
未来,新闻会从一个新闻业变成一种新闻活动
关于10年后的新闻生产及其影响因素,值得一提的或许有四个方面:
1、技术与受众是影响媒体行业的新兴力量。对于媒体来说,有两种新的力量不能忽略。首先就是技术的力量,过去讲人类历史上的传播革命,比如文字的发明、电报的发明或者印刷术的发明,更多地只是讲了知识生产的大规模复制和在全球的流通便利。但回过头来讲,互联网在过去20年,很重要的就是使得技术对媒体的影响突显了,公众的网络舆论或者说受众的力量也突显了。
我们回顾中国过去十几年新闻业的影响因素,第一个结论就是技术和公众在权力、商业和专业之外成为非常重要的影响中国新闻业的两种力量,而且这两种力量未来的影响作用会更加凸显。
2、互联网发展带来媒体行业专业伦理的缺失。我们的传统媒体基于生存和转型的困难,现在不断要加速转型。过去这一年,不少报社的转型采取最主要的一招就是“事业部制”,这种转型策略背后的逻辑是把采编部门和经营部门彻底打通,实际上整个编辑部门开始为广告和客户服务——原来强调的专业的伦理正在消失,商业化使得整个新闻业服务更以市场为取向,尤其商业网站的一些频道内容,其煽情性、标题党现象是非常明显的。
3、未来的新闻生产模式由垄断生产变成社会协同。未来的新闻生产会从产品转向一个过程,会从少数机构垄断进行生产变成社会协同的过程,会从采访报道变成发表一种公共对话。我们甚至可以预测,将来的写作形态和叙述形态会这样改变:从客观转向主观,从理性转向感性,从故事叙述转向游戏叙述,从全面呈现转向碎片吸引。新闻会变成更加情感化,新闻会从一个新闻业变成一种新闻活动,一种公众积极参与的社会活动。
4、非理性的网络舆论更加容易影响新闻判断。可能未来我们的受众在互联网上更多地在点赞和点骂。互联网形成了一个所谓的网络舆论,却没有形成一个理性的公共空间。也就是说,中国到目前为止,都没有真正形成理性的网络舆论,也没有理性的网络对话空间。我们的网络舆论基本上是事件主导型的,而不是话题主导型的。
总结一下,我对2024年新闻业的担心主要来自这些隐忧和追问:网络时代的新闻业,视觉至上会否取代事实至上?介质驱动会否取代现实驱动?数据监测会否取代专业评估?公众想要(wanted)会否取代公众需要(needed)?群体极化会否取代公共对话?
谁都不知道准确的答案,但如果谁都在为这些忧虑,情况则不会变得太坏。(本文首发浙江日报报业集团《传媒评论》2014年第3期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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